媒介依赖理论|媒介理论：关键词.语境.汉译:对“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再认识

[提要] 本文对以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为主的英语世界媒介理论作了语用和语义探究，发现“四种理论”诞生近半个世纪以来，除了对后来的媒介理论影响深远、至今烙印尚存之外，英语世界和中文世界对它的语用与语义多有歧见、混淆与误读。澄清了若干关键词后不难发现，如今江河日下的“四种理论”其实仍值得探究。我们从最新的“去西方化”理论中就可以发现它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对“去西方化”一说能否成立仍持怀疑态度。
[关键词]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libertarianism；authoritarianism；totalitarianism；neoliberalism；媒介理论；去西方化
（一）概览：“四种理论”与媒介理论研究的勃兴
46年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推出了3名新闻学者撰写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一书（Siebert etc. ,1956；斯拉姆：1980）。一时间，该书和它的3名作者声誉鹊起。学界公认，它开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以其鲜明夺目的标题填补了大众传播文献的空白，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的关联，以至于一时间洛阳纸贵。该书不但在美英等国被当作教科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与争辩，并且被译成多种文字（McQuail, 2000: 153），“得到美国领导团的赏识，美国新闻学荣誉学会曾授予研究奖章”（斯拉姆：1960，“译者的话”），“属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书籍”（郭镇之，1997：39）。

在国内，《报刊的四种理论》薄薄182页的中译本自改革开放之初公开出版以来，对学界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芮必峰（1996：63~63）认为，该书的历史功绩在于：（1）探究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西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影响；（2）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所作的哲学根源上的探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3）“四种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着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4）西方推崇的“社会责任理论”经过该书的系统阐发得以广泛传播。
到1970年代初以前，为英美学界和新闻界津津乐道的“四种理论”似乎没有受到学理上的挑战。1971年，美国学者拉尔夫·洛温斯坦（Ralph Lowenstein）和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在其出版的《媒介、讯息与人》一书中对“四种理论”作了修正，提出了他们的“五种理论”（芮必峰，1996：64~65）。10年后，美国学者威廉·哈希顿（William Hachten）在《世界新闻多棱镜》一书中提出的“五种理论”则对“四种理论”作出了较大改进，增加了关于第三世界的媒介理论（芮必峰，1997：66）。1983年，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他的首版《大众传播理论》中提出了类似的“六种（5+1）理论”（Watson,1998:90~93）。
1984年，美国传播批判学者J·赫伯特·阿特休尔（J. Herbert Altschull）提出了国内有人誉之为对“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林珊，1989）的三种理论，但据我的看法，这种说法似乎言过其词了。而真正挑战甚至否定“四种理论”的，是一年后由当年出版《报刊的四种理论》的伊利诺伊大学推出的8人合著的《最后的权利：再探报刊的四种理论》。郭镇之评介说，《最后的权利》对“四种理论”进行了“总体批判”，预言了后者的死亡，指明了产生它的时代的终结（1997：40~41、38）。
然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止息西方媒介理论的发展。1997年芬兰学者卡尔·诺登斯特伦（Kaarle Nordenstreng）提出了媒介研究的“五种范式”（McQuail, 2000:161~162）。尽管诺登斯特伦提出“五种范式”的论文以“超越‘四种理论’”为题，但是声称要彻底颠覆英语世界既有媒介理论的，是英国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詹姆斯·科伦教授和韩国国立汉城大学的朴明珍教授，二人主编的《去西方化媒介研究》以全新的“五种理论”统领全书，汇集了多国学者对包括亚、非、拉美多国和地区在内的研究对象的22篇论文（Curran and Park, 2000）。它的意义在于，该书可能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国别/社会性比较研究尝试，并且将其置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语境）之下，突破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分为“冷战/后冷战”的二分法。
（二）语用与语义：双语探究
批评前人，是后人的固有权利。但是我们恐怕不能忘记，后人在考察前人理论形成时，前后两种语境的变化，何况二战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貌所发生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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