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故事(通用5篇)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和把握从严治党新常态,紧跟市委工作部署,始终将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党建工作始终。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中国传统文化故事(通用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第1篇: 中国传统文化故事
在高中教材中,有这样几篇传统篇目:《渔夫》《报任安书》《兰亭集序》《赤壁赋》《〈指南录〉后序》、《五人墓碑记》,作者都直接或间接谈到自己如何看待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是贯穿每个人生命的首要问题。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只是局限文本的讲解与分析,而不是将作者的思想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来分析思考,结论往往肤浅而不能真正给学生提供有价值的启示,甚至会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
对生死的不断追问从有生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同的生死观带来的是不同的人生追求。不同的学术流派,即使信仰不同,对生死之谜的关注却是相同的。我们只有将中国文人的生死观的形成与他们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才会更加深刻的分析作品中体现的不同的生命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基本任务。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死观做一个基本的梳理与剖析:
一.生死的意义与抉择
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来自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显著。儒学思想也一直是中国主流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学精神倡导士子积极入世,读书人的首要任务是要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体现在生死观上,儒家希望在身后留下美名。《左传》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德修养实现道德圆满,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提倡在积极进取不断完善之中去创造永恒与不朽,用这样的方式达到永生、达到所谓的虽死犹生,生命不朽的境界。
在《渔夫》中,我们深深的感到屈原在选择自沉汨罗江之时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当他预知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达成时,便以死亡来保持自己高洁的情操。可以想象,当屈原选择自沉汨罗江的时候,深受儒学思想浸染的屈原,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如何被置身世外的渔夫所知晓。渔夫可以在“世人皆浊”时“扬其波”,但是,屈原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就是屈原的选择。他不能完成建功立业的愿望,就只有通过完美的道德修养来达到生命的永恒。我们同情屈原生不逢时的遭际,敬佩他上下求索的执著,赞美他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但是,作为今天的学子,有着更强烈的个性觉醒思想的新时代的青年,是不必学屈原那样做无谓的牺牲的。我们不可能用今天的个体意识的觉醒来要求屈原尊重个体的生命,但是,我们可以因此考虑自己的生命意义。
在《〈指南录〉后序》中,文天祥的那种求生也难、求死也难的处境,令无数后人为之动容。在自序中,文天祥叙述了他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回到南宋想要报效朝廷时,发现已经没有人相信他,也没有人需要他,在他被元军追杀,被自己人怀疑的情况下,依然坚守拯救国难的政治理想。“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这样的文字,凄楚无比。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文天祥内心的痛苦与无奈,懂得他一腔热血赤胆忠心最终化为一缕青烟?怎懂得他历经磨难终于可以站在南宋的土地上时却已经江山易主?怎懂得此时的“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的哀叹?作为臣子,国君已经投降,此时,自己即使死了也不足于挽回君王的颜面。作为儿子,自己无数次历险冒死,所谓“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是对父母的不孝。于是,不管文天祥如何努力,却难以逃脱不忠不孝的阴影。文天祥觉得自己有着深深的罪恶感。这是一颗永远痛苦着的灵魂。“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于是,他希望有澄清自己的机会。但是,那种既不能为国君雪耻又不能告慰父母的现实使他痛苦万分。“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像自己这样的人,死在哪里也是一样的。如今,唯一庆幸的是,可以回到南宋,能够将自己的遗骸安葬故土,也算是对自己如此历经艰难险阻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交代了。最终文天祥只能用慷慨就义来向世人表明心迹。
历代的统治者是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忠臣良将来为那些末世王朝尽忠效死,以此作为后世将相的楷模的。儒家要求士人能建功立业,为君王效力是以对君王尽忠为基础的。所以,屈原多次劝解楚王能够回心转意接纳自己的治国之策却不能时是不会为自己寻求任何一种出路的。文天祥九死一生始终不忘的是拯救行将灭亡的南宋。
二.生存的苦难与追求
《孟子・离娄上》说:“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所谓“立言”指留下自己的思想给后人作为精神财富,这样也是有功,堪称不朽。这样的教诲,司马迁铭记于心。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身受凌辱之后经历了一次生死抉择。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被视为罪有应得。生死难题时刻折磨着司马迁重创的灵魂。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才能不朽。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的著述,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追求不朽的抱负与极大的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千古绝唱。只有那些功成名就之人,道德高尚之人,那些能够名垂青史的人,他们的死才会重于泰山。这样的生死观成为了后代士人衡量生死的重要准则。司马迁的深深耻辱感虽然来自于一种狭隘的荣辱观,虽然司马迁最终战胜了心理的耻辱感而选择了生存,但是,这样背负着沉重包袱的生存是异常艰难的。他留下了那本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史记》,也留下了那种坚韧的毅力、伟大的人格、超人的勇气和无与伦比的才情。
三.生命的短暂与永恒
虽然在中国古代,儒道两家思想基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处于社会主流的始终是儒家思想。体现在生死观的问题上,虽然道家思想更为合理而更符合人性,但是,始终只是士人们一时的情感需要,却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集体意识。
与儒学思想相比,道家摒弃功名利禄,在意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儒家所信奉的道德理念在道家看来是可笑的。所以老子崇尚自然,体现在对生死的态度是一切顺其自然,不因生而喜,不因死而悲。所以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因此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的思想,应该更具有个体觉醒意识。
在《赤壁赋》中,苏子既感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同时也深知“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生命哲学。因此而更有了一种超然自适的乐观、豁达的生死观。告诫人们,不要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得与失,不要局限于一人一物的变与不变,不要太在意尘世而忘却享受清风明月。但是,苏子真的做到了如庄子般的潇洒自适,乐观豁达了吗?他的《赤壁赋》中借主客之间的问答,凸显了自己内心对于功名对于生死的心理矛盾。
在《兰亭集序》中,王羲之深感生命短暂,人生无常。“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生命如此短暂,人生要有忧患意识,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无限价值。所以,他不似魏晋时期那些士族文人以庄子的“齐物论”为借口,追求清静无为自由放任的生活,对社会人生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他明确指斥“一死生”、“齐彭殇”是一种虚妄的人生观,明确肯定生命的价值。王羲之因为有着这样不同于众人的思考,也才会有出神入化的书法艺术。如果没有积极的人生观,怎么可能有如此的成就?
在《五人墓碑记》中,张溥通过对五位平民“激于义而死”的充分肯定,提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生死观。五人用他们挺身而出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赢得无数仁人志士的尊敬与膜拜。作者认为,这样的为大义而死比老死家中更能体现生命的意义。也因此而流传后世。所以张溥一再强调,这五人死得其所,他们舍生取义,虽死犹生。张溥将死后扬名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这样的生死观可以说是贯穿中国士人始终的主流意识的。今天,我们仍然非常认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厚重。
四.理性的光辉与智慧
中国古代士人,不管是生,还是死,他们以为的最高境界就是要青史留名。中国的士人看重的是在别人眼中的价值,能够被人称道被人怀念被人效法的人生是最成功最有意义的人生。因为如此,所以,屈原可以“形容枯槁”,徘徊于汨罗江畔实现道德完美;司马迁可以忍受他认为的奇耻大辱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文天祥可以出生入死为救国难。“五人”可以慷慨赴死而意气扬扬。
屈原绝不随波逐流坚守操行的气节,司马迁追求生命永恒不朽的执着顽强,王羲之珍视生命价值的积极进取,苏轼超越生死的旷达乐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迈情怀,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生死观的主旋律,成为我们民族历经千百年而积淀成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然而,今天,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那些远去的伟大灵魂时,心中总不免感觉伤感与凄凉。屈原“吾将上下求索”的呼唤依旧萦绕耳边,却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自己难以坚持的那个瘦削孤独的背影;文天祥“不指南方誓不休”的豪言依旧荡气回肠,却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为末世王朝散落的一缕孤魂;司马迁的“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哀叹依旧如雷贯耳,却最终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身心疲惫的跋涉者艰难的步履。其实,身体的受辱如何能掩盖灵魂的高贵!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当我们具有更为自由而开放的思想时,我们可以穿越历史的层层迷雾,我们不仅可以从先人的生命意识的体验中汲取丰富的精神养料,也可以用理性与智慧为自己的人生准确定位。让我们的生命更充盈而厚重,珍视我们鲜活的生命,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提升我们的人文情怀吧。
第2篇: 中国传统文化故事
一、 强调“入世”,重视现实。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活动一般说有两个方面:“超然”和“参与”。借中国古人之语大致可区分为“出世”与“入世”。谈到“出世”,人们随即会想到道家与隐士,他们远遁乡野山林,不问世事,与世无争。而儒家提倡“入世”,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主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认”,以“平治天下”为“舍我其谁”之重责。儒家讲究“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象道家思想消极避世。这种积极参与的思想在当今也应予以提倡。试想:如果大家都不问世事,贪图享乐,只顾自己,胸无大志,得过且过,那么,中国还会有希望吗?儒学不以彼岸世界为归宿,而以治理好人的现实生活为目标。因此我们应满腔热忱地积极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二、追求理想,奋发向上。
中华民族是个富有理想的民族,中国的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不断为理想而奋斗的历史。理想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特点。统观中国历史,“大同世界”、“天下太平”,便是我们民族一直追求的理想目标。早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就已描绘了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理想便是对社会和谐太平的追求,它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多有皇帝以“太平”为年号;农民起义亦常以追求太平为号召。洪秀全的农民政权还颁布了一个大同社会的实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著《大同书》;孙中山先生本着“天下为公”的精神,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传统说明了中华民族对合理社会的孜孜不懈的追求。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和变法改良都是追求理想的行动。这些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当然,历史上的理想主义具有空想性质,但无论如何,这种大同理想一直激励着整个民族奋发向上,不断进取,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新时期我党制定了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第二步已经实现,现在已在为实现第三步目标而努力奋斗。这是一个经过科学预测的现实的目标。我们应该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而努力工作。
三、自强不息,百折不挠。
一个人胸有大志,自信正确,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努力追求,始终不渝,藐视困难。受挫益坚,这种令人赞美的性格,正是一种阳刚之美。历史上多少不畏艰险、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人,多少为探求真理而英勇献身的人,多少为了民族利益而英勇捐躯的人,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种坚守信念,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阳刚之美。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就具有这种阳刚之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孔子在花甲之年毅然携徒到各国去推行自己的主张,出访求仕。他不但风尘仆仆,长途奔波,餐风饮露,旷野为家。有时还受人讥讽,被人围困,险遭戕害。尤其陈蔡被围,又绝粮,很多人都病了,孔子仍“弦歌不衰”。孔子的这些表现,正如他自己所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为了达到自己的理想,他首先是费尽心力,在国内积极争得权利,推行自己的主张。当自己受到排挤,在鲁国抱负不得施展时,又辞官外出,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主张。待这一做法碰壁后,又著书立说,培养弟子,让自己的后继者完成自己的未竟事业。真正是为达目的,百折不挠。这正是儒学所强调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当今社会,频率快,人的压力大。许多人心理脆弱,禁不起压力与挫折。我们应该向孔子 学习,拥有象天空一样广阔的胸怀,为实现理想,自强不息,百折不挠。
四、提倡修养,培植盛德。
儒家强调奋发有为,主张积极入世,更主张一个人要时时准备好入世的条件。这就要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并以圣人为人格的最高标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是指道德境界最高尚的人。在儒家看来,道德是人和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儒家所赞美的“仁人”、“圣人”,就是指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又称为“君子”。一个人要达到“君子”的水平,就要加强自身的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主动培植自己的道德水平,检查自己的不足,向道德高的贤者学习。君子要心胸坦荡,要正直不佞,反对“巧言令色”,知错就改,反对文过饰非。为人应自知、自省,对己严,对人宽。君子不可须臾离开仁德,哪怕是仓促匆忙之际、颠沛流连之时。儒家提倡自我修养的目的是使人成为君子,从政治国,实现理想,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更应提倡加强道德修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
五、坚持正义,热爱祖国。
儒家文化强调“义以为上”、“杀身成仁”,这种为坚持正义,敢于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时时激励着人们。孟子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当立志以仁,处事以礼,践行以义,百折不挠。身家性命固然可贵,为了正义尽可抛。这就是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真谛,也是孟子”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的演绎结果。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伟大无比,刚强无尚,是由正义的经常积蓄而产生的。历史上的正直之士,正都是凭着一股“浩然之气”来伸张正义、抨击邪恶,充分表现出他们的道德力量。许许多多仁人志士,同时是爱国主义的典范。他们为社会进步、为维护民族独立作出了贡献。
坚持正义、刚直不恶的传统美德在今天还值得大力提倡。当今社会,还存在种种邪恶势力。面对这种势力,我们决不能麻木不仁,不管不问,更不能同流合污。我们应该发扬刚直不阿的精神,拿出勇气,坚定立场,不屈服、不妥协,以浩然正气来压灭一切邪恶东西,纯洁我们的社会,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
六、敬老爱幼,尊师重教。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伦理十分强调敬老爱幼。自孔子始,孝德便被当作是“仁之本”。认为“百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论语》中就已表明:“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宣扬儒家伦理思想的《二十四孝》中有这样一些典型的事例。如:年已七十的老莱子为使其父母欢欣,身着五彩衣,做小儿游戏舞蹈,还装作幼儿行路不稳而跌到在地,以博取双亲一笑。这个事例意在说明,在父母面前永远要做孝子。扇枕温衾则是幼而尽孝的例子,九岁的黄香就能在夏日暑热时为父亲扇凉床枕,在冬天寒冷之日用身体为父亲暖被,实非一般幼童所能为。
儒家敬老慈幼的道德规范,深深扎根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美德。我们不能丢失这一美德。
儒家学说的中心主张是“礼”和“仁”。当然,他们所讲的尊卑秩序、三纲五常,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讲的“仁”也是讲统治者实行仁政,有利统治。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这与正统儒学提倡“礼”和“仁”有极大关系,尊师重教就是这种礼仪制度的一个方面。儒家所称“天地君亲师”。把师的地位提得很高,并宣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孔子就被誉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提倡尊师重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社会,我们虽反对上下尊卑,三纲五常,但人人相亲相爱、文明礼貌、尊师重教、永远是值得传颂和弘扬的传统美德。
七、节俭不奢,清心寡欲。
节俭之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一直表现出的美德。儒家大力提倡节俭。依传统观念来看,生活节俭既能使人克服经济困难,还能使人成就事业,更能使人志于道德追求,助于人格完善。诸葛亮有句名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学问家司马光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明末清初的名儒朱柏庐说:“一粥一饮,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唯艰”。这些说法都体现出“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观念。提倡节俭,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古语云:“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有所积累,如果“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便是不顾个人和社会的未来,必有悲惨的结局。我们应当发扬节俭之德。当然,诸如“会赚不如会省”之类的观念应当摒弃,既当讲“节流”,也当强调“掘源”。
儒家思想所反映的传统美德遗产中,还有许多优秀方面,在此不一一列举,当然,儒家思想中也含有大量封建性的糟粕,还存在严重的缺点:它没有肯定“思想自由”的必要,没有强调对于自然界的研究,重义轻利。因此,儒学内部缺少走向近代文明的充足契机。因此,我们应矫正儒学的偏失,发扬其优秀的方面,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3篇: 中国传统文化故事
本文摘录自 《易经系传别讲》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懂了《易经》的道理,像我们学佛、学禅宗的所说的生死,在中国文化看来都是笑话,那是小问题。一个人怎么死、怎么活、怎么来投生等等,在中国文化中那不是问题。
譬如上古时候距离现在几千年前,大禹王就说过“生者寄也,死者归也”的话。生是来观光旅游的,死就是回去,回去休息休息再来,《易经》也是这样说法:“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人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年轻时很调皮,读到这里便报告老师说我懂了!老师很诧异,问我懂了些什么,我说:生是莫名其妙地来,死也是回到莫名其妙那里去。老师哈哈大笑。这虽然是笑话,但懂了《易经》就了了生死。生死本来是两头的现象,像早上太阳上来了,晚上太阳下去了。但是生死也等于佛所说的,是分段生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至于真的生命、太极是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这一次你生成一个男的,下次再来你要变成女的;这一次变人,也许下一次变狗呢!这就是分段生死,跟佛讲的六道轮回是一样的道理。分段生死,生来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的观光之客,因此产生了文学的境界。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就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天地就是万物的旅店,所谓光阴就是时间,现代人常说的时间隧道。从宇宙看世界几千年,也不过是个小孩子,是很幼稚的、很短暂的。宇宙不止几千万年。逆,就是欢迎。你来了,店老板当面欢迎你。旅,就是旅馆。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种思想跟我们老祖宗《易经》的思想,是一贯来的。所以死生不成问题。
庄子以为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怎么生,怎么死。宗教家也在追求答案。宗教家认为,有一个高人创造了我们。哲学家不相信,科学家也不相信。你说他造了我们,我还要问问,他是谁创造的呢?每一个宗教教主又是谁造的呢?其实所有的宗教主都是我们造的!因为我们信他,他才能够存在,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大家都不信他,世界上哪还有他的影子?所以说他是我们造的。不过我又是谁造的?我的妈妈,我的外婆?那我外婆外婆的外婆,最初最初是谁造的呢?先有蛋呀先有鸡?谁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问到最后便完了,那又是哲学、科学院问题了。宗教是不能问的,还管他鸡呀蛋呀!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管你鸡呀蛋呀!一齐加点酱油葱花红烧吃掉算了。中国人个性懒得问这个,西方人却拼命地去追根究底。可是中国古代文化“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承认鬼呀、神呀、仙呀、佛呀、上帝呀、菩萨呀,宗教所信那些看不见的,中国古代文化都说有,那是心物一元的。
上次讲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就是讲到了生死。中国文化素来认为:人类活着与死去,没有什么差别,也没有那么多的痛苦。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活在世上等于住旅馆、来这里玩玩、来观光的,观光完了当然是要回去的。所以说,死生如旦暮——像白天与黑夜一样,有生必有死,有夜必有昼。换句话说,这个死生观念不是唯物的观点。唯物观点认为人死如灯灭,中国文化的观念不是如此。它的看法是:死也不是死,有死必有生;生也不是生,有生必有死。用佛家的说法就是轮回,也就是所谓的三世因果。
三世是指前世、今生、未来的来世。当然我们现在的生命死了,佛家叫分段生死,是属于整个生死的一小段,所以生死是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在那里转。印度佛学跟中国古代的说法一样。所谓“原始反终”,就是现象的变化,经过能生能死的那一个,生命并没有动摇。等于水泡成茶、造成酒,茶与酒虽然不同,却都是由于水的作用而然,但水的性能永远没有变过。所以“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因此,东方文化认为,死生不是问题。西方呢?认为死生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有了宗教。宗教是解决人们死后的问题的。讲到宗教问题,我常说宗教家都是卖死不卖生,都是做“死”人生意的,是告诉大家不要怕死,死了可以上天堂。大宗教家开了自家观光饭店等客人上门。佛教称它的观光饭店是西方极乐世界,基督教称它的是天堂,大家以此来号召。
中国文化不站在死的一面看,而站在生的一面,认为人生是生生不已。固然太阳有落下去的时候,但太阳天天都要再升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从来不提死的问题。也有人说西方人认为中国文化不重视宗教问题,甚至说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我说你搞错了!中国文化谈的是生的宗教,不谈死的宗教。你们的宗教是夜里提灯笼走路,鼓励人家去死,死了到你那里去。中国文化不鼓励人家死,鼓励人家生,生生不已。今天太阳落下去,明天又有太阳升上来,后天还有太阳出来。
我以往常常告诉那些老朋友,叫大家不要那么悲天悯人,杞人忧天。天下事自有天下人去管,你我要是死了,太阳照旧从东方出来。同样地,我们的历史也一样会延续下去,子孙们过得比我们会更好、更快乐。天地间没有什么不得了的。我小的时候就听到老前辈们常常说,不得了呀!不得了呀!现在看看,有什么不得了的?我们活得不是比过去还好吗!这也就是生死问题。
第4篇: 中国传统文化故事
一、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
儒家文化的中心思想是恕、忠、孝、悌、勇、仁、义、礼、智、信,其核心思想主要是“仁”,代表人物是孔子。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时局动荡,传统文化的发展受到空前的阻碍。面对这样的局势,孔子将传统文化与自己的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儒家思想的开端,并开始周游列国去传播这种思想。儒家思想在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孔子的努力下才逐渐从社会中显露出来。孔子兴办私人教学,收录弟子,讲授儒学,打破了旧阶级统治垄断教育的局面。儒家思想中除了孔子以外,还有很多著名的人物。比如孟子,他曾师承孔子门下,在历史上与孔子并称“孔孟”,主张性“性善论”,认为人生来是本性善良的。他的“仁政”说与儒家思想中的德政不谋而合,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时要秉承“民贵君轻”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孟子的仁政思想受到君主的重视,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地位的提高。儒家思想的内涵是博大精深的,它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联系,最突出的就是“仁”“礼”“孝”三方面。指导我们修身养性,提高人生境界。
二、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
儒家思想历经上千年的发展,由春秋末期的孔子总结提出。孟子在汲取了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性善论”,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文化。后在西汉时期,董仲舒面对历史时局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这一思想的提出大大提高了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儒家思想的文化内涵,确立了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正统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宋明时期又出现了王阳明、朱熹这样的文学大家,他们“存天理、灭人欲”、“知行合一”的文学主张让儒家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乏有文学大家和统治者对儒家思想呈批判的态度。最著名的要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销毁了大量的儒家典籍,对儒家思想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其一度跌进低谷。儒家思想发展了几千年,时至今日它依旧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历史长河的波浪不仅没有冲掉它的光芒,反而让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愈来愈深厚。
三、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
1.儒家思想对我国高质量人才的培养作出巨大贡献
儒家思想的创立人孔子是历史上首次提出“启发式教育”的人,他主张有教无类,创办私塾,兴行教学。除此之外,孔子“因材施教”的主张在现代教育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手段。
2.儒家思想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孔子的“仁政”以及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对现代领导人的执政观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民乃国之根本,只有注重人民的发展,社会才会进步。
3.儒家思想泯灭人的个性与创造力
儒家思想提倡“仁礼”,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教导我们做一个尊礼守法的人。这样就导致现在很多人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个性和创造力。他们只顾一味地埋头苦干,遇到机会也不会展示自己。只懂得墨守陈规,做事畏首畏尾,不想甚至不能去发展创造。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主动发展个性、具有发展创造能力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4.儒家思想导致法制精神的缺失
儒家文化是道德层面的文化,它主张做人要有道德心和同情心。这样会导致人们在判断事情时总以个人感情和道德心为主导,忽视了法律法规的要求。但并不是社会上所有的群体都具有道德心,有很多人会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违背道德要求。所以在社会的发展中,法规的制约还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性,儒家思想也不例外。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有很大的帮助,但也避免不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弘扬它好的一面同时摒弃消极的一面,才能促进社会更好的发展。
四、结语
思想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儒家文化发展至今其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个人、集体还是整个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孕育与发展,世界文化的发展也要受其影响。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文化正走向相互融合的状态,而儒家文化也正走向世界。我们不仅要在个人思想与精神上对儒家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在社会建设和生活实践中也要积极地将儒家思想完美地融合进去。
第5篇: 中国传统文化故事
文化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影响
1.对人类: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自特定的文化环境。文化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人所在的环境不同所受文化熏陶也不同。
2.对世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3.对中国:优秀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对肉体是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经济是基础,但经济要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需要它的文化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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