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额宝转账到银行卡要手续费吗_从于建东案引发的职务犯罪预防若干问题的思考
当前，职务犯罪的法律形式日趋复杂，实践中还往往呈现出多种形态交织的特点。这表明，职务犯罪的主体日趋多样化，犯罪手段日趋专业化和隐蔽化，犯罪思想成因日趋深层化，这无疑给相对滞后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院办理的于建东贪污、挪用公款案就是这样一起很具有代表性的职务犯罪案件，虽然早已尘埃落定但却发人深思。
一、案情简介案发前，被告人于建东系北京某国有集团总公司下属某公司投资组建的通达咨询公司、亚风经销公司经理。此前被告人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后一直在该集团总公司下属公司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1989年被该集团总公司下属公司聘为经理。1994年1月至3月间，被告人利用担任通达公司和亚风公司经理职务的便利，将亚风公司收取的货款74.9万元转入通达公司账户，随后以归还亚风公司款的名义，将其中的人民币44.4万元转入河北某公司账户，以其妻子的名义为其个人购买汽车一辆。1995年5月至9月间，被告人利用担任通达咨询公司经理的职务便利，在该公司以北京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名义承揽的“南海观音寺”工程中，将应由通达咨询公司收取的工程款人民币50万元和39万元，分别转入以其妻子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通天地经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苏某市家用电器厂，予以侵吞。1996年10月至11月间，被告人利用其担任通达咨询公司的职务便利，在某大厦的工程建设监理业务中，将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的工程监理费36万元中的15万元挪用至以其妻子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通天地经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中，用于经营活动。同年12月间，被告人又以类似手段挪用通达公司向北京某公司的借款100万元用于偿还个人欠款。该案业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被告人于建东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二、案件呈现的一般特点此案在当前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职务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很具有代表性，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被告人在担任企业领导职务期间长期缺乏有效监督。被告人于建东在1994年1月至1996年12月长达两年的期间内，多次贪污、挪用，上级单位毫不知情，直至案发。
2、企业内部管理混乱，私有意识逐步强化。在被告人任职的两个公司，公司会计同时也是以被告人妻子为法人代表的北京通天地经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会计，致使资金流转不代表企业行为，随意性强。被告人于建东“老板意识”浓厚，导致错误的私有意识逐步强化，并直接体现在日常工作中。
3、利用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设立相关性质公司，采取隐蔽的手段侵吞国有财产。被告人于建东用妻子的名义成立了北京市通天地经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大肆利用国有资产进行个人商业经营，从中谋取非法利益为个人所得。
4、假借正常的经济商务往来，采取制作假帐务、假票据等手段，转移国有资产以达到归个人使用的非法目的。
5、法制观念淡薄，个人私欲极度膨胀，长期放松思想教育。被告人于建东在法庭上辨称北京市通达咨询公司、亚风经销公司是个人公司，其与“南海观音寺”的工程承揽项目是其个人的承包行为，在公司的管理过程中俨然以老板自居，不参加上级公司会议，公司经营状况也不向上级公司汇报，个人享受思想浓厚。
三、案件反映出的问题
（一）有的国有企业干部任免程序尚不科学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担负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艰巨任务，从事着非常重要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可控制、调用、交易的资产数目庞大，因此，国有企业干部任免程序的科学性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避免干部任免的主观性、个人性和随意性。要把好“进人关”，畅通“出人口”， 以建立健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以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为目标，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扩大企业员工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完善干部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建立干部激励和保障机制。
（二）实践中落实竞业禁止制度缺乏有力监督竞业禁止的义务可以说是世界各国公司法统一的规定，我国《公司法》第61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在实践中，由于对违反竞业禁止制度的行为还缺乏有效的法律制裁手段，尤其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体制还不甚完善，这种现象仍然以不少的数量和不同的形式存在，它们还往往和职务犯罪的行为纠缠在一起，有时更是难以区分，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三）个人价值和职务价值在认识上存在混淆在市场经济还不是特别完善的背景下，企业商务往来不可避免地受个人关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负责人容易诱发或者滋生不平衡情绪：“以自己私人关系为国有企业谋发展，拿一点不算什么。”正是因为这一点，很多职务犯罪就不知不觉地逐渐形成。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在从事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必然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而在各种社会资源的使用过程中，从表面上看，企业领导干部的个人关系和职务关系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社会资源的合理使用。从本质上分析，个人价值和职务价值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职务价值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个人价值起着辅助作用。身为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法律赋予的职位使得在这一职位上的人员必然有着相应的影响力和处分权，在与外界接触、交易的时候，其职位保障了权利的有效行使，缺乏了职位价值，个人价值的效果很难有效发挥。也就是说，个人价值必然要以职务价值为依托。当然，职务价值的充分发挥，还要受制于个人价值的品位。因此，既要解决好国有企业负责人待遇问题，使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实践中得以正确贯彻执行，又不能颠倒职务价值和个人价值的主次位置，避免出现个人至上的认识误区。
（四）“大树底下的小腐败”，“二级公司腐败”，“小部门、小职务和大蛀虫”问题不容忽视一般来说，大、中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相对比较深入、科学，其组织建构和经营管理大部分都能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职务犯罪发生的几率相对也就较少。实践中的问题是，有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财大气粗、业务繁忙，对下级公司往往疏于管理，放任自生自灭。致使其下级公司、二级公司，大部门中的小机构，经常容易发生职务犯罪。而这些“小职务、小部门”却还往往存在着“大腐败”，给国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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