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中国自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算那两个，顾维钧则算半个。本人以为不然，顾维钧应该算一个，而那两位各算半个。

    唐教授评论的理由是因为顾维钧未曾有过决策权，而他认为李、周都有过决策权。其实这个理由并不成立。无论李鸿章或者周恩来，都必须听命于一人，他们从来不敢违抗此一人的任何旨意，所谓决策权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与之相反，顾维钧却行使过决策权，在巴黎和会上他和陆徵祥就决定不理会北京政府的命令，自行决定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1919年5月20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当保留签字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京政府24日训令：“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但顾维钧在因病住院的陆徵祥支持下，违抗北京政府训令，拒绝出席6月28日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完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无论李鸿章或者周恩来都不曾有过这样的魄力和勇气，因而也从未实现过类似的壮举，于是只能留下“违心地”遗憾。

    顾维钧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华民国外交史。其丰富与成就足以令世界刮目相看的。若细说起来，需要有一大批外交史专家方能够完成，绝不是我们这样的业余货色所能概括的。于是只能选择一个小小话题来谈论，这个话题我选择“弱国无外交”。如此似是而非的命题，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天经地义。其实它大谬不然。所谓外交，定义很多。无论西方的、前苏联的仰或我们自己的，都离不开“和平手段”四个字。也就是不必战争解决问题，却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弱国无外交”，那么弱国也就死路一条了！试想，只有战而不能胜才有资格称为“弱国”，如果连和平手段的外交也没有了，又何以生存呢？只有亡国了事，别无它径。

    顾维钧所生活的中国，被定论为“弱国”。这个定论应该不差，自清末以后，无论别人打上门来（如鸦片战争），或者自己向别人宣战（如八国联军），中国都只有一个“败”字可言。独裁者便只好割地赔款，以保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然而外交还是有的，否则李鸿章便不能称之为“外交家”。他的外交即是努力使国家和民族的损失降到最低地步。到了顾维钧这里，一批在美国、欧洲留学外交的专业人士进入外交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也才开始。

    顾维钧的成名，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这次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的外交活动，除开有辱国权的对德和约之外，其实还有许多辉煌。 1月27日中午，中国代表团接获通知，次日下午三时出席五强决策会议答辩，以回答日本代表上午拟提出的占领山东的要求。仅有24小时的准备时间，而且尚不知道日本代表会说些什么，但顾维钧以三十分钟的精彩发言，致使“全场鼎沸，掌声如雷”。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五强代表团纷纷离席，拥向前来与顾维钧握手致贺。甚至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爵也心服口服前来握手，并鞠躬致意。一时成为当地以及世界许多地方报纸的轰动新闻。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事后评论道：“顾维钧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日本当时属五强之一，中国是弱国。能说弱国就没有外交吗？非也，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因为强国外交借助国家实力，多少都有以强凌弱的态势，外交的姿态也就来得粗犷。而弱国只有依靠外交的成功，才可能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尊严，它的外交必须细腻，必须技巧与严正结合。可以这样说，日本在政治上胜利了，但在外交上却失败了。强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只有弱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尽管是被逼出来的。接下去，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不但维护了国家尊严，还首开拒绝签字之先河。后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南美洲各国等国也学着中国代表的样，采取了拒绝签字的外交手段。如果说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榜样，从此次和会就开始了，怎能说“无外交”？而顾维钧等，除拒绝签字对德和约之外，还以侵犯土耳其领土、主权完整为由，拒签对土和约。中国又显示了主持国际正义的形象，难道也算“无外交”？不光是拒签，顾维钧等外交官签署了对奥和约，不仅成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之首创，而且因此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后来还被选为国联行政院六个非常任会员之一。首次进入并被承认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此前中国被认定为非国际社会成员，无资格适用国际法的！

    此外，中国还签署了对匈（牙利）、对布加利（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等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  巴黎和会除对德和约有辱中国主权外，其他都取得相当的外交成就。加入国联以后，中国挫败日本的反对压力，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庭的第一个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凭借外交活动取得的！怎能说“弱国无外交”呢？

    当时的《东方杂志》报导：“被举（选入国联行政院－本文作者注）以后，惊骇者若而人，庆贺者若而人，华族寓公，人人色喜。记者目击情状，汗流浃背；思中华民国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国际上所处之地位，已与列强同等矣。”英国驻北京公使艾思顿（Beilby Alston）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尽管内部可悲的困难，中国赢得外国更高的尊敬；当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时，国际尊敬的高潮开始涌起。日本虽然取得当时政治上的胜利，中国赢得道德上的胜利，并在赢得国际行政院席位时达到巅峰。”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外交胜利，在国联中，顾维钧不失时机地向国联大会提交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权益的“鲁案”，迫使日本表示只要日中开始单独商议，愿意归还山东权益。顾氏不许有条件地归还，拒绝单独开议。最终于1921年11月12日由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日本迫于美、英压力，终于在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的换文、对德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被推翻；并于6日签订了《九国公约》，强调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给予中国以自行发展的最好机遇。

    华盛顿会议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首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某些权益的外交活动；也是世界列强首次全面而且具体地同中国讨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会议。为以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上，全部是外交活动所取得的胜利，何言“弱国无外交”？

    随后，顾维钧于1924年5月同苏联代表加拉罕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这不但是近代

本文来源：https://www.lzjjdc.com/lingdaojianghua/36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