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批局]审批与等级--学术自由的敌人

更新时间:2019-10-03 来源:分析指导

[审批局]审批与等级--学术自由的敌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xx先生在深入研究上述问题后,写下了此文。这篇文章以大量的数据引用,对当前流行的审批学术和等级学术制度进行了分析。   被扭曲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有许多敌人。在中世纪,西方国家的宗教弥天盖地,虽有许多大学,但学术仅为神学的婢女,自由更无以安身。二十世纪东西方甚至不约而同地书写了学术屈从于政治、向权势献媚最不光彩的几页:包括海德格尔、施米特在内的一大批学者倒向纳粹政权,李森科的科学专制主义一时甚嚣尘上,冯友兰、周一良“书生意气”为反文化运动加冕……   今天,在中国,学术自由的敌人主要不是高压、专制,而是与官僚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审批学术、等级学术。   让我们先来看一则国内某著名大学的简介:   目前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6个,省级重点学科22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4个;国家工程技术推广中心1个,省级工程技术推广中心8个;国家基础学科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3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个。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专业74个,博士后流动站9个,硕士点155个,并拥有法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和博士、口腔医学硕士等5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这基本上是中国各大学简介的模式,它亮出了各大学引为骄傲的“亮点”,也是各大学一拼高低的本钱,而比这一组组“数字化”的“亮点”——更值得介绍的各大学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原创性成果,反倒不得而知。也许我们还能体会到这些重点学科、基地、硕士博士点、博导、院士、学科评议组成员在中国的意义,却不知道如果去进行国际比较,这些诸如“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指标,是否就是原创性成果的代称。   能否将它们作这样的等同姑且不论,这些重点学科、基地、硕士博士点,还有名目繁多的国家级、省部级、校级、院系级研究项目的产生过程就值得认真反思。“审批经济”已成过街老鼠,审批学术、等级学术却愈演愈烈。究其根本,在于大学缺乏自治、行政机关垄断资源、审批方式分配资源的体制。   谁来审批学术   规则很简单,谁掌握资源谁就有权审批学术。请看各类项目、工程、计划、奖励掌握在谁手中——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中又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一般自选项目、青年自选项目。   教育部:211工程;985工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跨世纪人才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高校青年教师奖;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高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高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名师等。还有教育部受托管理的霍英东教育基金、曾宪梓教育基金、邵逸夫项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   科技部:863计划(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基础研究计划,如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开发条件建设计划,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划;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如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共五大类,各类又有若干子项。   人事部:博士后流动站;留学回国人员各类资助计划;专业人员资助计划,如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原“百千万人才工程”);政府特殊津贴共四大类。   除各部外,各省、区、市也有许多名目繁多的项目、工程、计划、奖励,直至各级各类协会、学会、大学、院系,层层设立,级级评审,形成审批网络。   这些部门到底共掌握多少学术研究的资源,无法准确统计,但可从下述数字略见一斑:   “973计划”资助额度分A类:3000万元以上;B类:1000万元~3000万元;C类:500万元~1000万元。自1998年启动至2002年,共立项133个,投入数百亿元。   “211工程”在九五期间共投入183亿。   “985工程”从1999-2001年各给清华、北大18亿,将给中国人民大学12亿。   连同上述各项目,政府基本上垄断了学术研究的国内公共资源。   再来看学术成果的生产者,如果他们没有项目,可以准确地说,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对人、财、物概无支配权,绝大多数人甚至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是精神生产的“无产阶级”。   当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自由的学术环境的依赖甚于有形的生产资料,一些传世之作并非“资助”出来的。但既然国家和社会有能力投入,那就要使学术成果的生产者通过其职务自动拥有必要的生产资料,无需再行申请。由于这些部门对学术研究资源的垄断,跑“部”“钱”进一直是大学校长的必修课。   不错,与审批经济相比,在审批学术中学者的参与度要深一些,甚至有时起着决定性作用,但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学者的参与度,而在于审批的广度,尤其是资源支配者通过行政的程序与非程序的掌控。如国家对高校的经费配置模式是:综合定额+专项补贴,后者基本属于非程序性配置,配置与否和数额是高校与政府相关部门博弈的结果。   学术等级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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