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学】京都大学环太平洋计量经济模型及其含义
一、环太平洋计量经济模型
在本模型中，具体推算将围绕战后环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省、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共10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进行。另外，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写出全部方程式。感兴趣的读者请参照大西广著：《环太平洋诸国的兴衰与相互依存》（京都大学出版会），以及京都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的主页(http://pacific.kyoto-u.ac.jp/text/index.htm)。
1.关于资本输出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考虑如下模型：
Y=f(BC) f′＞0 (1)
该式中，Y表示GNP，BC表示资本输入额，f(·)表示Y由BC决定。但BC并非直接决定各国的生产力水平(Y)，直接决定Y的是资本存量（设其为K），即：
Y=f(K) f′＞0 (2)
K（本期值）可以用K[,-1]（上期值）、d（折旧率）、I（本期投资）表示：
K=(1-d)K[,-1]+I (3)
其中，I随着海外资本流入的增加而增加：
I=f(BC)=f′＞0 (4)
综观(2)～(4)式，可以看出，BC通过I、K决定Y。也就是说，(1)式的关系可以分解为(2)～(4)式的关系。不过，还要附加其它解释变量加以具体推算。例如，在(2)式中，除了考虑K，还要以人口N（劳动力的替代变量）为解释变量，运用C-D型生产函数加以推算；再如，在(4)式中，分别以S、ME、CD代表国内总储蓄、军事支出、关税，则有：
I=f(S+BC),ME/Y,CD/Y)
f(S+BC)＞0,f(ME/Y)＜0,f(CD/Y)＜0 (5)
在该式中，之所以将(S+BC)、而不是将BC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是因为投资是国内投资供给与来自国外的投资（资本输入）之和（在此，直接投资也包含在BC中）。将ME/Y，CD/Y作为解释变量的理由，将在本部分的第3小节中说明。
2.关于工资水平与国际资本移动的模型
设利润率为π，由于资本向利润率高的落后国家移动，故：
BC=f(π) f′＞0 (6)
又因为，利润率取决于资本的稀缺程度、地价(PL)、工资水平(W)、原料价格(PM)，故：
π=f(K,PL,W,PM) f[,K]＜0，f[,PL]＜0，f[,W]＜0，f[,PM]＜0 (7)
把(7)式代入(6)式，得：
BC=f(K,PL,W,PM) f[,K]＜0，f[,PL]＜0，f[,W]＜0，f[,PM]＜0 (8)
在我们的模型中，首先，忽略了4个解释变量中的K和PM，这样做的理由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同，在二战后的现代世界，原料在国际间的移动极其容易，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过剩”的资本产出的产品如果能够出口，也就无所谓“过剩”。在每天24小时开放的国际市场上，原料价格由“国际价格”决定，同样，产品价格也完全国际化了。因此，在思考当代资本输出时，至少是在直接投资一方，企业完全可以去往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并以此为前提决定是否输出资本。企业决策是否投资的主要依据只是使其设备运转的成本——工资的高低。这是因为，虽然资本的国际移动十分容易，但劳动力移动十分困难。（由于劳动力再生产必须在长期中进行，其体制，譬如至少是学校教育制度不可能在国家之间移动。）我们从日本向“四小龙”、东盟诸国、中国等低工资国家或地区大量输出资本这一现象中，也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K、PM从(7)和(8)中忽略掉。
在实际推算过程中，我们还进一步省略了PL（工资作为各国工资之比，在与美国、日本有关的方程式中还加进了日本的利息率），这不仅是因为适当的PL值难以得到，还因为PL和W都可以用“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变量说明。也就是说，如果以Y/N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则：
PL=f(Y/N) f′＞0
W=f(Y/N) f′＞0 (9)
PL、W的变动趋势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这里，W可以作为PL的替代变量使用。
3.关于经济实力与政治变量的模型
以下，对于国际间的政治摩擦建立有关方程式。因为关税政策与军事支出作为比较数据较容易入手，因此，这一工作将围绕它们进行。
首先，对直接决定各国市场分割程度的保护关税(CD)来说，以BP表示贸易收支，一般地：
CD/Y=f(BP/Y) f′＜0 (10)
这是因为，各国的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出口竞争力强弱、因而可以通过贸易不平衡的程度（BP对GDP之比）测量。其变化（不平衡发展）必然会导致各国政府围绕与瓜分市场有关的政治变量（在上式中是CD与GDP之比）的斗争。
接着，我们就军事支出(ME)建立了方程式：
ME/Y=f（该国的GPD／某外国的GDP） (11)
在此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右边的解释变量直接表现出了各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而经济不平衡发展又带来了军事势力的消长，ME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发言权。进一步说来，经济实力的相对提高必然要求更大的市场份额，为此就必须加强对外谈判能力或军事力量。尤其是，(9)式左边，我们采用了GDP对军事支出的负担率，而不用（该国的ME／某外国的ME），读者对此应该尤为关注：这个方程式显示出“大国”（经济力量相对强大）具有强化军事力量的欲望或军国主义倾向。实际上，日、美、东盟三方都能够用这个方程式推算。只有1969年以前的日本不能采用这个函数式推算（由于统计的适用性太差）。这是因为，1969年以前，国际社会抑制日本军备的能力很强（实际上，二战后直到1969年，日本军费开支在GDP中的比率存在下降的趋向）。
尚需对(10)和(11)式说明的是，(10)式中引发CD提高的是经济竞争力下降，而(11)式中增加ME的压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加大。这看上去是不对称的。关于这一点，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因具体情况不同和两个方程式的理论基础不同，但是，并非如此。提高CD是阻止它国资本进入本国市场的防御性措施，而增加ME是干预它国政策的进攻性措施。这都是由“非对称性”引起的。
4.政治变量对经济变量的反作用
以上看到的政治反应都是基于本国资本的利害作出的。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意图未必能够实现，有时甚至会带来相反的效果，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如P·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1987年）一书中就主张，大国军事支出的不断增加是妨碍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就引起了与(11)式阐述的“大国欲望”相反的效果。如果着眼于经济增长最终是由投资积累引起的，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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