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登堡眼镜|谷登堡的印刷术与大众传播

在德国美因兹市的中心广场，矗立着约翰内斯.谷登堡（约1390年—1468年2月3日）的高大铜铸雕像，以纪念他在15世纪中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距广场不远的国家印刷博物馆里，陈列着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在完全恢复当时状况的作坊里，身着中世纪服装，围着皮制围裙的工匠为参观者实际操作由榨油机改装的印刷机，并用熔化的金属和手动冲压字模当即浇铸出铅字来。当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兹进修——离开美国兹时，一位德国朋友送给我一页当年谷登堡印制的《42行圣经》的复制品，用一个精美的纸筒装起来，作为纪念品。谷登堡的印刷术，是德国美因兹市的象征和骄傲。
谷登堡的印刷术被公认为是15世纪最伟大的发明。这一技术一直沿用到20世纪，没有重大改变，在500年间，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作为一个传播学的研究者，我却不能不想到，一刷术和造纸、火药、指南针并列，是中国人素以自豪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什么在美因兹看来，是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术？即使退一步说，是谷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的毕升在1041年—早在谷登堡之前400年——就发明了胶泥制成的活字，第一个用木活字印书的也就是中国的王桢（约1313年）。为什么中国最早发明了印刷，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术发生在美国兹？从技术上看，中国的印刷术和谷登堡的印刷术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印刷术在中国没有带来如同谷登堡印刷术在欧洲带来的社会变革？印刷算是一种技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它又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形成需要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不仅从时间顺序上研究这一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而且从更广阔的视角——印刷术之成为第一个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形成的强大杠杆——来探讨这一技术发明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不是很有价值的吗？

中国的印刷术
我们先看看的印刷术。
中国印刷术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出现的印章和公元2世纪东汉时出现的碑拓。印章和碑拓是雕版印刷术的前身。顺着这条思路，印刷术的影子甚至可以追溯到我们祖先四五千年前制造的印纹陶器，那时人们就采用压印的方法，在陶器上印制水波纹、几何纹、席纹和绳纹。最初的印章是在捆扎手写简牍的绳结上抹一块泥，在泥上印章，作为封口的标记。印章上刻反写的凹字，印泥上则呈现凸出的字迹，称为阴文印章。公元1世纪，随着纸的发明和使用，出现了阳文印章，在印章上把字以外的部分刻掉，在纸上印出深色的字迹。最初的印章比较小，往往只有几个字，到东晋时，出现了有120个字的大印章。
和印章一样，石刻的拓印是中国印刷术诞生的另一个基因。我国公元前几百年就有了石刻，到公元2世纪，汉灵帝开始大规模的在石碑上刻经书，随着出现了用纸从石碑上拓印的技术。人们把浸过水的纸铺在石碑上，轻轻捶打，让纸紧贴石刻，有字迹的地方凹进去，在纸上刷墨，凹进去的字迹不能着墨，就形成了黑底白字的拓片。
大约是公元6世纪，印章和拓印的方法被结合起来。印章太大，压印不易均匀，把它反过来，用拓印的方法。在印章上涂墨，然后铺纸，在纸上加压，印出的字迹就清楚了。这样，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雕刻印刷术诞生了。现在世界上保存的最早的有明确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公元868年的《金刚经》。这部《金刚经》为卷子本，字迹清晰，图案精美，表明我国早期的雕版印刷就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是1900年被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骗购去的。
雕版印刷术在中国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古老的东方文明，不是一下子，而是在千百年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地为雕版印刷术的形成准备好各种条件，以至很难说清，雕版印刷术是何时发明的。公元587年，隋文帝开始设科取士，一改世袭的士族世官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通过科举就可以作官，这种开明的政策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读书的热情。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对书籍的需求大为增加，雕版印刷术被广泛应用。而与此同时的欧洲，直到13世纪中国的雕版印刷术流入之前，还步步知道印刷为何物，人们用鹅毛在山羊或绵羊皮上——后来用中国发明的纸——手抄书籍，直到15世纪中叶，一直没有改变。
在美因兹市的印刷博物馆里，陈列着公元868年《金刚经》的复制品和其它中国古老精美的雕版印刷品，他们承认，雕版印刷术是中国的发明。但是，西方印刷术的概念，通常指的是活字印刷，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是谷登堡1453年印制的《圣经》。在19世纪西方的活字印刷术反流进中国之前，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雕版印刷，中国的活字印刷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北宋的毕升在1041—1048年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毕生的方法是：用胶泥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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