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宪法的核心权利及其经济支撑

宪法的核心权利及其经济支撑
　　
　　郝铁川
　　
　　本文所说的宪法的核心权利，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基础性权利，或者说是撑起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支柱性权利。在庞大的公民权利体系中，宪法公民基本权利是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在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核心权利又是其基础性、支柱性权利。概而言之，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就是由核心权利、基本权利和一般权利构织而成的一个有机体系。在核心权利与基本权利之间，前者为纲，后者为目。那么，为什么要确定核心权利，哪些是核心权利，实现它们的主要条件是什么，此为本文所要论证的问题。
　　
　　一、为什么要确定核心权利
　　
　　宪法基本权利是一个不断扩充的领域，始终在发展变化中，在公民的基本权利日渐增多的情况下，需要确定一些原始性、根源性、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权利。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资产阶级最先以宪法的形式确认的。资产阶级把公民基本权利称作人权和公民权，并将其作为资产阶级宪法的核心内容。三百多年来的宪政发展历史充分表明，世界各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规定一直处于变化中。捷克法学家卡莱尔·瓦塞克提出的人权的三代划分法，则大体上反映了这一轨迹。“第一代人权”的核心在于自由以及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它们在性质上主要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致力于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的侵犯。“第一代人权”主要包括言论自由、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宗教自由以及投票权。“第二代人权”涉及到平等，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被各国政府所认识。它们在性质上主要是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这些权利保障弱势群体可以获得平等的条件和待遇，主要包括被雇佣的权利、住房和健康的权利，以及社会安全、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第三代人权”包括集体权、自决权、发展权、环保权、自然资源权、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等等。瓦塞克认为这些权利目前还很难制定成具有约束力的文件，表述它们的那些宣言属于“软法”文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适应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发展需要，比较强调和保障公民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20世纪初叶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财富过度集中、贫富悬殊、失业、贫困等，使许多公民无法实际行使自由平等权利，因而在宪法中增加了公民享有生存权的规定，注重公民在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平等权利；20世纪下半叶，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联合国重申了此前国际社会取得的人权共识，形成了人权宪章体系（主要有《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把人权的概念由原来的个人人权扩充为集体人权，包括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可以预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公民基本权利的数量将会被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我们确定一些最核心的基本权利。
　　
　　世界各国对公民基本权利范围的认识与宪法规定仍存争议，求同存异、探索并最终达成公民基本权利中的一些核心权利的共识，这是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的人权研究课题。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并没有定型而还在拓展中，更需要研究、确定具有一定普世性的核心权利。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数目，1954年《宪法》是14条，1975年《宪法》是24条，1978年《宪法》是12条，1982年《宪法》是18条。自1982年《宪法》问世以来，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修正案也不时增加。仅2004年修正案中就增加了公民财产私有权、社会保障权，还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一个兜底条款。而且可以预见，迁徙权、若干政治权利等也会在不远的将来载入宪法。因此，研究基本权利中的核心权利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具有一定的紧迫性。
　　
　　二、怎样确定核心权利
　　
　　我国宪法学通说认为，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与平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支撑公民权利体系的四大支柱，[1]此处的四个权利约略相当于本文所说的核心权利。但如果把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与平等权定为基本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权利，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审视三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宪政史，不难看出，这四大权利是18、19世纪法国、美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的思想武器。财产权针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的随意征税而提出，生命权针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随意镇压而提出，自由权针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对自由贸易的限制而提出，平等权针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不平等的政治等级身份制度而提出。如今，这四大权利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过滤，有的显然已经不能成为基本权利中的核心权利（支柱性权利），如财产权当初反映的是有财产的强势群体的要求，但如今人类已认识到社会更应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权。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追逐的是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如今精神享受已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期待。因此，有必要加以重新确定。
　　
　　（一）确定核心权利需考虑的因素
　　
　　笔者认为，确定核心权利应该考虑三个因素：一是三百多年来基本权利体系演进的历史经验教训；二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发展中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迫切需求；三是法学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
　　
　　三百多年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演进的基本轨迹，主要表现为人权主体的不断扩大。18、19世纪的人权主体是个人（单个的自然人），20世纪初叶扩展为群体（弱势群体等），20世纪下半叶又扩展为范围更大的集体人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这一演进过程的重要经验是要在个体权利和集体人权之间寻求平衡。西方国家的教训是个人权利有所泛滥，对社会整体利益、弱势群体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权关注不够，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是一度过于重视集体权利、社会整体利益等，而对个体权利关注不够。20世纪初叶，西方国家渐渐对集体权利有所重视，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在继续关注集体人权的同时，渐渐重视个体权利。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发展相互接近、交叉。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个很大的分歧就是前者特别强调不受后者的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控制，认为实现民族自决权是保障人权的先决条件，而发展民族经济是保护人权的重要基础。多数发达国家最初争取人权的历史背景和当今发展中国家争取人权所面临的环境具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向封建统治者要人权，而且主要争取的是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不是生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为他们在封建社会的母体里就已成为富裕群体。如果说多数发达国家当初遭受的是封建制度压迫剥削，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遭受的则是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和对政治主权、文化主权、自然资源的控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整体不自主和贫穷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就是它们呼唤生存权、发展权、民族自决权的原因。
　　
　　法学研究不仅要回答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还要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说和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幸福指数观点对我们研究核心权利问题很有借鉴意义。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由低到高可以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们最迫切的需求才是激励人们行动的主要原因。在高层次的需要充分出现之前，低层次的需要必须得到适当的满足。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则于1972年提出，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由此他设计了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政府善治四个方面指标组成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其计算方法为：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b、c、d、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社会发展目标。英国、日本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不同形式的幸福指数，英国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则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说和不丹旺楚克国王的幸福指数观点启示我们，人们对权利的追求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即由追求经济权利到追求政治权利，再到追求精神文化权利的过程。人们都不会仅仅停留于某一层面权利的享有上，也很难越过低层次权利而去追求、享用高层次权利。
　　
　　（二）核心权利的具体内容
　　
　　综合以上三百多年来基本权利体系演进的历史经验教训、世界上多数国家（发展中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迫切需求、法学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三个方面的论述，笔者认为应该把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权利确定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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