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国史课学后感

　　大学国史课学后感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首先，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其次，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统一到郡县的统一，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著者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也从---势力下独立，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一脉相承，历久不衰。北宋学术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发展的新气象。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该书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这种更生是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的发舒与成长。书中认为，我民族数百世血液浇灌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不仅能挽救自身病态，而且能回应西方文化挑战，争取光辉的前途。

　　《国史大纲》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同时，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钱先生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总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可以从历史汲取经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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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车轮总是不停地向前转动，无关兴衰成败，更无关世事人情。转眼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2年的光辉历程，我们的伟大祖国也将迎来其64岁的生日。回首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之中，都既有波澜起伏、大浪淘沙的壮阔之景，也有止步彷徨、陷于泥沼的困顿之象。然而，“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无论是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还是误入歧途的反面警示，都可以让我们以史为鉴，进而知兴替、明是非，为走好未来之路，奠定坚实的历史基础。

　　当今的中国，犹如一艘傲然驶于苍茫海上的复兴之舰，在暗流涌动、暗礁密布的改革“深水区”，新问题、新困难势必会层出不穷。然而，仔细研读党和国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新老问题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新问题是老问题的延续与发展，有的则是多个相关老问题的聚集与发酵，即便出现的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全新问题”，其本质上也终究不会脱离我们促进党和国家和谐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出发点。因此，新形势下，重温“党史国史”，无疑对于提高党员干部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增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改革发展而言，用好“党史国史”这个“利器法宝”就要求我们吸取历史上成败兴衰的经验教训，(www.lz13.cn)认识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并结合实际提高运用规律指导当下工作的素质能力。既要以史为鉴“知不足”，通过重温“党史国史”中熠熠生辉、可圈可点的成功经验，比照并发现当前工作中做得不到位、不合理的地方，明确不足之处，做到心中有数；又要以史为鉴“避危险”，敢于正视并认真反思“党史国史”中我们曾经出现的失误与不足，做到深入剖析，深入理解，并能举一反三，以此有效避免在当前工作中上演“历史的悲剧”；还要以史为鉴“正衣冠”，在学习掌握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其积极融入当前改革发展的现实背景之下，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提高应对改革发展中新问题、新矛盾的能力。

　　“史乃今之鉴，今为史之延。”“党史国史”本就具有动态发展、不断向前的特点。低头看看我们当前所走的道路，无论是“依规照律保稳定”的平道坦途，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路，终究都会在历史车轮的转动下，碾压出清晰明了的条条辙痕，成为明日中国发展的借鉴之处。而究竟是“明鉴”还是“昏鉴”，终将取决于我们当下的路走得如何。因此，要用好“党史国史”这个改革发展的“动态指南”，就要求我们要科学合理、谨慎细致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尽最大努力减少“血的教训”跟“痛的领悟”，将改革发展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人民，将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原原本本地留给后人，赢在当下更赢在未来，不断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向前发展，不断续写“党史国史”的辉煌篇章！

　　大学国史课学后感

　　张荫麟先生一直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说教材无穷无尽地排列著名字和史料，让青年人“被迫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杂凑的机械的史实”。因此这本名为《中国史纲》的课本既不重考证，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这本教科书，除文笔优美之外，“运思情深意远”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给予的另一评价。这位通史学者认为，只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可以与之媲美。

　　这本书第一章：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中突破了以往中国史书喜欢从远古时期的炎帝、皇帝说起的做法，而是有理有据的从有文字记载的商代开始记述，商以前的.历史仅略述。全书语言通俗易懂，没有大量严肃的语言，不注重考证，也没有大量的引用原文，而是以作者自己的语言描述历史事件。虽然仅仅是简略介绍了商至汉的历史，但是却为我们描绘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简洁明了，可读性强。

　　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张荫麟先生的历史观点：第一，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价值就是真善美的统一，历史的效益问题，涉及到制约史学社会价值实现的重要因素：读者。不能伤害历史的科学性。张荫麟说：“一个健全的文化就是能使一切最后的价值都得到和谐的发展，都并育而不相害的文化。”因此，一个健全的历史学，不但要求真，亦要求美。史学要想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就必须具有艺术功能。第二，张荫麟认为，客观历史本身是史学艺术功能的自然基础。第三，张氏谈到了历史的隐喻问题，即艺术性的修辞手法在史学中的地位问题。他说：以史事为直比或隐喻即狭义之所谓用典。此种修辞之技术若用之而洽切清新，明易不诡，则实足以沟通幻想或现实之美与史界之美，而予一意义以深远而丰富之背景。近人以典故为文病，相戒为用，此实一新式“塔布”，其由来则矫枉过正而昧于历史之美学价值也。

　　对于这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如：熊十力说：“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王芸生称“张荫麟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国宝。……他的中国文学受教于王静庵先生（国维），西洋文学受教于吴雨生先生（宓），……为梁任公先生所赏识。他不仅文史淹博，哲学的素养尤深。”

　　可惜天忌英才，1942年10月24日凌晨3时，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世，享年37岁。他死后，钱锺书《伤张荫麟》诗中说：“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

　　陈寅恪写有《挽张荫麟二首》，曰“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朱自清《挽张素痴》一诗慨叹：“妙岁露头角，真堪张一军。书城成寝馈，笔阵挟夙云。勤拾考工绪，精研复性文。淋漓修国史，巨眼几挥斤。”

　　张荫麟一生温文尔雅，注重理性对学术严肃批评，受人尊重，不失为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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