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

　　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

　　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人民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伟大道路。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无数无畏的英雄和不屈的战士。随着斗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向共产党靠拢，这种现象曾经被人称作是“开万国未有之奇”。

　　没有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中，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引领的发展道路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形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连坚决反共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底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中国不存在抵制共产主义的基础。”虽然他对此并不甘心。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建国方案，而且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的时间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它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也都在这场前赴后继的伟大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其中，革命领袖群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居于首要地位。早在大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他是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成功革命道路的主要代表。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坚强的革命者，从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来自国民党营垒的一些人士的肯定。1949年6月26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他说：“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都在中国革命斗争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等，即使在最艰苦的年代，也始终坚持革命的立场，与共产党站在一起。邓演达、李公朴、闻一多等，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也都先后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进入20世纪，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斗争，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说过，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堆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些国际友人还直接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有的已经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经历了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两个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一条根本性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中国人民的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尤其是理论建设，要求党员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努力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培育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整风等新的形式，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由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受到人民真心的拥护和支持，能够使自己不断地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而赢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

　　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国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就是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或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其中的国体，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是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标志。几千年来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各族人民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阶级联合压迫与剥削的历史，结束了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的障碍，创造了政治的前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1/4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在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说：在过去28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在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成果同时，努力建设新中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更加伟大和更加艰苦的道路。

　　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在党的九大后进入“巩固胜利成果”的阶段。这就要一方面通过全面的“斗、批、改”落实政策，加强团结，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另一方面，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在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这些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斗、批、改”运动

　　“斗、批、改”的任务最先是在“十六条”中提出来的。党的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这个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他认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虽然说的是工厂，实际上同样推行于其他各个领域。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两所大学和六个工厂作为他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要求各地按这些单位的经验仿照执行。他试图通过“斗、批、改”在各方面落实党的一些政策，清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影响，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达到“天下大治”，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实际上是把“左”倾错误方针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

　　“清理阶级队伍”被作为“斗、批、改”的一项主要工作，当时提出的矛头所针对的，一方面是所谓“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另一方面是群众组织里的“坏头头”和“混进群众组织里的坏人”。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指导下，在没有法律约束和党的有关政策被弃之不顾的背景下，“清理阶级队伍”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往往成为派性争斗、挟嫌报私、排除异己、打击报复的堂皇理由。1968年下半年至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许多人被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诬为“阶级敌人”，被“群众专政”的人数迅速增加，又一次造成大批冤案。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一项重要任务。如何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永远代表人民的利益，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整顿党的思想和组织被作为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967年10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随后这个批示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对领导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却只字不提；而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这种建党方针显然是错误的。在整党建党中，要求党的组织按照这种方针进行整顿和吸收新党员，称其为“吐故纳新”。结果往往是一部分合格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中虽有一些各方面生产、工作的积极分子，但也有许多不合乎党员条件的造反派。1968年至1969年间，张春桥等人曾几次提出要用造反派组织取代党的组织。他们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央，在毛主席，何必要这个党委呢?”“党究竟还要不要?是不是可以用群众组织代替党?”毛泽东显然没有接受这种主张。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这次整党建党问题很多。尽管如此，整党毕竟重新恢复了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教育革命”是“斗、批、改”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大学“停课闹革命”长达四年之久。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1970年6月，党中央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恢复招生的试点。招生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改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以后，又确定他们学习期间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革命”带来的恶果是：学校的课程设置、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均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正常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秩序被打乱；学员入学时很大一部分文化程度过低，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这种“革命”显然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同时，也应看到，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教师还是恪尽职守，不少工农兵学员也经过刻苦努力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许多人后来在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的说来，这种“教育革命”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成长。

　　1971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此前曾经指出：对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是张春桥等人无视这些意见。他们写进《会议纪要》的这两个极端错误的估计，长时期成为教育战线领导、教师以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精神枷锁。

　　这一时期，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随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至1981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1600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青年的家长和相关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

　　★1968年，北京青年告别亲友赴陕北农村插队落户。

　　在这个阶段，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高等院校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和文艺、体育工作者被下放到农村，或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使他们不能用所学专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此外，“斗、批、改”运动还包括诸如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商业革命、工厂管理革命等方面，涉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所有领域。毛泽东本想通过“斗、批、改”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但结果却是伤害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使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社会秩序和国家工作很难有多大的好转。“斗、批、改”运动使“文化大革命”的内在矛盾更深刻地暴露出来。

九一三事件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争斗更趋激烈。这些野心家都是在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的条件下，为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发展起来的。为了各自宗派的私利，他们根本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断借机生事。这成为动乱持续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党的重建问题已经初步解决，希望在此基础上，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解决政府的重建问题，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1970年3月7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看成是夺取更多权力的机会。他们有着狂妄的个人野心。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居于“副统帅”地位，这个集团的权势发展很快，经过党的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高峰。这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中央政治局并通过军委办事组掌握着日常的军队领导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取得显赫地位的陈伯达，这时与江青的矛盾日趋尖锐转而投入林彪集团。他们企图利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机会，夺取更大权力。毛泽东虽然多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但1970年4月11日，林彪却一反“一贯紧跟”的常态，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表面上，林彪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实际上，林彪集团的目的是要他当国家主席。

　　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积累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在1970年8月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两次会议上，这两个集团之间爆发了关于“三个副词”的一场争论。会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中表述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已获悉毛泽东意向的张春桥则表示反对。他们之间为此发生的激烈争论，从表面上看是文字之争，实际上是借题发挥。这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两个集团最终摊牌的直接导火线。

　　1970年8月22日，在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都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主席。但他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原定讨论全国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议一开始，林彪首先讲话，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并利用宣传“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把矛头指向江青集团。在叶群的事先布置下，林彪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不顾会议预定议程，同时在各自小组会上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和陈伯达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称“天才”的语录，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华北组当晚发出登载集中反映陈伯达等人发言内容的第二号简报（亦即全会的第六号简报）。这份煽动性很大的简报，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成员，听说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贬低毛泽东思想”“不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都表示极大的愤慨，要求把这种人“揪出来”。会议出现了紧张气氛。

　　毛泽东了解到全会上出现的这种不正常情况后，于8月2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陈伯达展开揭发批判。吴法宪等也受到批评。全会于9月6日恢复原定议程，基本上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会上，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后，中央于11月发出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通知，提出高级干部“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1970年底至1971年初，中央召开华北会议，在一个多月的会议期间，揭发批判陈伯达。中央还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对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除讨论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的检讨外，又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4月29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批陈整风”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

　　九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使他们陷于被动境地。他们眼见形势不利，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早在1969年10月，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任命林彪之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970年11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收集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他们还在广州、上海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精心挑选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1971年3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起义”三字的谐音，指“武装起义”）。这个后来被查获的《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正当“联合舰队”积极准备发动罪恶行动的时候，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离京南下，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召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他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着重谈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并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还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林彪、叶群得知毛泽东谈话内容后，陷于极度恐慌之中。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批准林立果行动的手令。林立果等密谋在毛泽东南行的旅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当他觉察到一些可疑情况后，迅速乘车于9月12日提前返回北京，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破产。当日傍晚，林立果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到达山海关。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一事，并命令该机马上飞回北京。阴谋败露后，林彪、叶群、林立果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叛逃。越出国境后，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的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看到，极力鼓吹个人崇拜的人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由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竟然一同从事反革命活动，等等。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突发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中国究竟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无产阶级专政下要不要这样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究竟依靠的是什么社会力量?它所造成的损失和灾难有多大?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意义?林彪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加深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的怀疑，希望以此为契机纠正一些明显的“左”的错误，多少落实一些党的有关政策。九一三事件的尖锐性和突发性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他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各种重要问题。党中央决定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又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从1971年12月起，党中央陆续批发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传达。随即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取得相当成效。此时，毛泽东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的确从林彪事件中受到很大震动，引发了他对这场运动的一些新思考，觉察到这场运动造成的一些严重问题，并在他认为必要的范围内着手纠正某些错误，调整某些政策。

　　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在周恩来紧密配合和组织下，使这一工作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当进展。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这实际上是为“二月逆流”的错案平反。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他的谈话和周恩来作的悼词中，肯定了陈毅一生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陈毅恢复名誉。1972年4月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正确处理两类矛盾。许多老干部或他们的家属纷纷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弄清问题，落实政策。毛泽东对其中不少信件作了批示，表示关注和支持。根据这些批示，周恩来把握时机，精心安排，加快了落实政策的过程。他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一批专家、学者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尽管他们的处境仍然不好，但是许多人都尽其所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1973年3月10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同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以及在1968年3月被打倒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一系列行动，在党内外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这些努力加强了党内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力量，从一个重要方面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

　　在这期间，周恩来主张把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从1969年底到1971年初，为整顿纪律，恢复秩序，批判极左思潮并进行生产动员，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委召开了一系列专业会议。这些会议在不同程度上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强调落实政策和恢复、发展生产。周恩来在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反复强调批判极左思潮，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他强调，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首次提出了整顿的任务。针对当时干部在生产和业务工作上普遍存在的顾虑，他指出“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根据他的意见，国务院有关经济部门提出整顿企业和加强经济管理的具体制度和措施。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党中央还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解决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1972年前后，周恩来等还顶着江青等人大批所谓“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的压力，克服“左”倾错误的干扰，为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曾一度受到严重干扰，但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仍然坚持下来并逐步有所发展。从1973年起，经周恩来批准并报经毛泽东同意，我国计划陆续从国外进口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等重要项目，金额达43亿美元。这个后来被称作“四三方案”的对外引进工程，是继“一五”计划后第二次大规模、多门类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而且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这是批判极左思潮、促进对外交流的一大成就，带动了我国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展开，对我国此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71年10月，周恩来在北京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视察。

　　教育方面的极左思潮也受到抵制。根据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一系列问题上反驳了教育、科技领域里的极左思潮。1972年10月6日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10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教学改革经验中，提出中学教育应“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对“教育革命”中的敏感问题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这些都反映了广大科研人员和教师学生的迫切愿望。

　　周恩来还指导了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他反复强调：过去林彪造成了极左思潮、形式主义，只搞那个“突出政治”，不搞业务，现在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敢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的局面，他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艺术质量提不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1972年4月，北京市新华书店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停止出版古典和近代文学作品的状况，北京市各门市部出现排长队购书的景象。在体育系统，10月在南京举行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田径运动会。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民族和统战工作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效的调整。197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宁夏固原地区座谈会。会议要求：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会后，根据中央指示，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和农林部学习小组分赴宁夏、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了解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和当地群众生活、生产中存在的问题。7月2日中央在批转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报告和联合调查组报告的通知中强调：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极其重要的。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经过一系列深入的工作，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民族关系得到改善。1972年的整顿，还涉及宗教、文艺、科学技术、金融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批判极左思潮在1972年下半年达到高潮。8月初，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很有针对性地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在一个短时期内，《人民日报》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根据他的指示精神，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告诫人们要警惕极左思潮的“重新出现”。这三篇文章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受到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欢迎。

　　各个领域清除极左思潮影响、落实政策，恢复生产、工作秩序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却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对。1972年10月后，江青等人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进行指责，命令在人民日报社开展批判“右倾回潮”的活动。他们还指使上海《文汇报》组织文章批判周培源关于重视基础理论教育的正确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由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在提交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28个省、市、自治区赞成，唯有张春桥、姚文元把持下的上海反对。张春桥公然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1972年和1973年两次全国计划会议的两个文件草稿，由于张春桥的阻挠，没有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但他并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仍然让江青等人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当周恩来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一位干部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思潮的情况。12月17日，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中，针对这封信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次谈话之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发生逆转，“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随之转变，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因林彪事件的发生而提前一年召开。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

　　党的十大的筹备工作，同样没有经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只是在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修改党章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代表产生的方法。十大代表不是由省级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而是由党委扩大会议“协商”选举产生的，这就为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搞政治投机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等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仍然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告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对于林彪集团，报告认为林彪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断言林彪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这样的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报告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要求重视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

　　大会选举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一些老干部得以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干部政策的成果。

　　★邓小平和邓颖超在党的十大主席台上

　　1973年8月30日，党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突然被提升为副主席，排名仅在周恩来之后。江青集团重要成员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党的十大以后，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更加扩张。但是，许多干部、党员通过林彪事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识别能力。一场更激烈的否定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在逐渐地酝酿和形成。

　　从总的方面看，在极左思潮再次抬头的背景下，党的十大不论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还是在组织路线上，都继承了党的九大的“左”的错误。

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

　　作为一名老党员，学习过很多理论，参加过很多运动，参观过很多遗址，趁着封闭期间，不如把发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好好看一下，把碎片化的信息梳理一遍。以史为鉴，是知时事、独立思考的最好方法。况且，这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本就错综复杂，波澜壮阔。

　　PS：我党对党员有很多种形式的学习要求，对我而言，我觉得党费买书、发书是最有效用的。而且在党的规章条例之外，还会纷发一些历史、名人传记等书籍，极大了提高了阅读趣味性。

　　一、内容简介

　　“历史都是胜利者写就。”这篇仅对书籍内容进行梳理。

　　这本书的视角，将新民主主义这段历史分为五个章节，本篇写前三个章节：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840-1924）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1851年，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98年的义和团运动，都以失败告终。

　　1898年，民族资产阶级组织的戊戌变法，企图依靠皇帝，也以失败告终。

　　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此时国家陷入封建军阀统治下。（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宣传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发端。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给中国提供希望的样本。

　　1919年，一战结束后，中国战后外交谈判的失败引发学生们的五四运动，先进的工人阶级也逐渐加入进来。

　　1921.7.23，党的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2.7，党的二大召开，制定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工人运动达到高潮，农民运动也初步开展（依靠广大民众，最重要的一步）。

　　（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1924-1927）

　　国共合作共讨军阀，史称“大革命”。

　　1923.6，广州召开中共三大，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第一个加入。

　　1924.1，国民党一大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召开，提出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1925.1，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提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不能全听国民党领导）。

　　1925.3，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1925.5，上海工人运动“五卅运动”，促使上海总工会成立。

　　1925.7，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军队改变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产党员只占一、二、三、四军的副党代表及六军的党代表，实际控制权在蒋介石手里。共产党忽视了对军队指挥权的争夺和掌握，重大失误。

　　1926.3，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将限共、反共活动明朗化。共产党退让。

　　1926.7，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对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各个击破。共产党还是忽视对军队的争取，但是工农运动高涨。

　　1926.11，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6.11，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反共活动日益公开化。

　　1927.4.12，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打死群众100多人。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就义。

　　1927.4.27，四一二事变后半个月在武汉召开中共五大，但还是没能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

　　1927.7.15，汪精卫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

　　（三）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1927-1937）

　　1927.8，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8，八七会议，毛泽东指出“以后要非常主义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1927.9，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

　　1927.9，江西三湾改编，设立各级党组织，起义军面貌焕然一新。

　　1927.12，张太雷等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实践再次证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情况下，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

　　1928.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

　　1928.6，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9.4，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把土地分给农民。

　　1929.12，古田会议，毛泽东被选为书记，在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明确原则，产生深远影响。

　　1930.1，毛泽东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

　　1930.5，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30.10，国民党对共产党“进剿”、“会剿”后，又调动全国力量进行“围剿”。共产党连续三次反围剿胜利。

　　1931.9，九一八事变，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

　　1931.1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932.5，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反围剿。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反围剿，10月，共产党失败，开始长征。

　　1935.1，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6，日军企图独占中国，工人、学生进行一二九运动。

　　1935.12，瓦窑堡会议，明确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12，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1936.10，长征（多路）全部结束。陈毅写“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1937年夏，毛泽东写《实践论》《矛盾论》，揭露和批评党内教条主义错误，科学阐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强调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二、我的感想

　　（一）这本书里的名字各个都星光熠熠，我想由此延伸开去，把每个人的生平历史都了解一下，看看他们在那个伟大、苦难的时代，是怎么培养自己敏锐的判断力和坚毅的人格的。

　　（二）中国人民在艰难环境中最能激发潜力。广大默默无闻的百姓，在紧急关头都能发光发热，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这次战疫期间，涌现出了超过感人肺腑的故事，我也相信，英勇的中国人民终将胜利。

　　（三）妄图依靠别人的，都会失败。比如依靠皇帝的戊戌变法，依靠美帝的国民党，依靠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只有发愤图强自己思考自己救自己，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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